先生强调“搞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当中添一滴水，或者半滴水，在学术的高峰上添一撮泥土，或者半撮泥土。我们不能只喝真理河中的现成水，不能只炒现成的饭吃，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创新。”
我的恩师汤炳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中国屈原研究会会长。他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文学论文》、《楚辞文献丛书》，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用英、日语将先生的业绩向国际广为宣扬。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且人品高洁、令人仰止。
与先生相识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1978年，我作为心脏病科研病人在川医住院100多天，医治无效出院，顽固性频发期外收缩无药可施；作为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教师，学业上又面临着补课、考试、淘汰，心中悲苦到极点。我不愿向命运屈服、渴求拼搏，危难中想起汤先生，冒昧登门求师，那时，先生住在校外塔子山。第一次见面我就坦诚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先生。才学渊博、德高望重的汤先生竟收下了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笨学生，使我感动不已，我的生命之旅扬起风帆，向未来延伸。
先生教我严谨治学。难忘那恢复高考制度后我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日子。我要讲授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章节——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我跃跃欲试，像盼望着内心最盛大的节日，有几分兴奋、激动，却也有几分胆怯、担忧。真害怕对周繁漪、周朴园、陈白露这些性格复杂、众说纷纭的艺术典型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先生教导我首先要在钻研教材上狠下功夫，“在阅读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应当一字不苟；欣赏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感叹号，而感情上要能产生共鸣；研究作品时，脑海里要多有些问号，追根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在备课中，要抓住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变化，繁漪对周萍的追求、陈白露自杀这些重点、难点深入挖掘，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满足于前人之说。讲稿写好之后，要再一次细读原著，看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这是先生几十年教学的经验之谈，像一把治学的钥匙，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减少了备课中的盲目性，给我指引了一条治学的道路，使学生举一反三、终生受益。先生身教言传，在病榻上审阅我的论文、讲稿，听我的试讲录音。最令人感动的是：先生要去武汉开学术会，临行前几个小时也顾不上休息，坚持听完我对周繁漪、周朴园、陈白露形象分析的试讲录音。先生端坐在书房，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内容分析的深度到音调语气的高低，以及关键句子忘了强调、重复这些问题都不放过。记得试讲录音中有的地方，周朴园的“园”字用了儿化音，先生特意指出必须纠正。我细细体会，才感悟到在特定环境中，名字带有儿化音有亲昵色彩，在这里是极不合适的。望着白发苍苍的先生满怀兴奋、却掩盖不住疲惫的面容，我心中充满感激，也内疚不安，先生却微笑着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启程上路。”
做教师的或许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讲新课时，有时反而成功，讲旧课，则趋于平淡。先生认为因为讲新课，往往不敢掉以轻心，尽全力去准备，对教过不知多少遍的旧课，往往就不愿意花大气力去备课，兴趣也不高，易失败。先生强调教师应躬身自问：是教书三十年，还是教了三十遍？前者是在教学中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教学技巧，后者是炒冷饭，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时，教师在讲课时，决不应当只顾发挥自己的评论，应当有意识地把探索这结论的曲折过程（成功的或失败的）结合进去，这无疑会给学生以巨大的启发，既要有“鸳鸯绣出从君看”的能力，又要有“欲把金针度与人”的满腔热情。过去，在讲鲁迅先生的《伤逝》时，从女性角度出发，谴责涓生，同情子君，而现在则赞赏涓生、批判子君从有理想追求的“五四”新女性向旧式贤妻良母的倒退。我总是把结论变易过程告诉学生，让理性之光照耀讲台，与学生一同去探讨、去思索……
先生教我怎样做人：教师每一次都要满腔热情地走上讲台，热爱学生，全身心地拥抱工作；生命不息、钻研不止。一个人如果停止了钻研与追求，生命将变得暗淡无光。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自暴自弃、沉沦堕落。高校人才济济、竞争激烈，面临超负荷的压力，我也曾迷茫、痛苦，一度想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先生十分生气：“我原以为你很有志气，有毅力，殊不知你太经不起考验，在紧要关头竟如此薄弱！”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使我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先生特地为我书写了“自强不息”的条幅，使我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奋斗拼搏。作为座右铭，它贴在书桌前，镌刻在我的心中，永远伴随我生命的春夏秋冬……
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先生一路坎坷，数经磨练，但他从不退却，执著地追求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品性、人生价值。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深受其影响，认为章太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相当深刻，尤其是在抗战前夕，他主张抗日的思想，给我以巨大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率先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发电报支持。”先生自述：“我选择屈原为研究对象是在抗战时期，一种民族压迫感使我爱上了屈原，因为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是如此。”“他的志向、人品、才学我是钦佩的。”“我们心境相同，这也可以说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来才逐渐把我引上研究屈赋的道路。”汤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奋斗。他希望人们对屈原的认识更清楚、更真实些，因此，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多下功夫。他说：“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先生高瞻远瞩，心胸博大，把我们的事业与人类的进步紧紧连在一起。先生强调“搞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当中添一滴水，或者半滴水，在学术的高峰上添一撮泥土，或者半撮泥土。我们不能只喝真理河中的现成水，不能只炒现成的饭吃，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创新”。表现出了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我们懂得了“振兴民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责无旁贷，也懂得了为什么一个教师的学术地位主要是靠过硬的科研成果才能确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先生鼓励我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勇于撰写论文。在先生和其他老师指导下，我的第一篇论文《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我见》问世，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文学评论》、《新时期胡适研究》作为重要参考文献，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论文也随之一篇篇问世。看着我的成长，先生比谁都高兴。十年前，当我乔迁新居，先生又赠予亲笔书写的“积健为雄”的大条幅，笔酣墨饱、遒劲有力。80多岁的先生不顾年高体弱，亲自登上五楼，看着条幅挂在客厅里，先生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希冀、这鞭策、这激励，化作我奋然前行的力量。在工作中荣获四川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独立承担了两项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参研两项国家教委重点科研课题，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参加巴金国际学术会，《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一书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不知能否告慰先生。
先生有博大的爱心，以奖掖后学而扬名学界。凡写信求教、寄论文审阅、或想考博士生，请先生推荐的，不管相识与否，先生都热情关怀，诲人不倦。先生每月收信数十封，凡需要回复的，皆亲笔回信。为减轻先生的压力，助手想代笔，先生拒绝了。先生认为这是关系到青年前途的大事。对好学上进的青年，应给予支持和鼓舞。如不回信或让人代笔，会使青年感到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响学习兴趣或学业前途。同时，对于他身边愿代笔的年轻同志，先生说：“我生怕耽误了他们独立研究的时间。”先生把回信看作与青年朋友促膝谈心，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湖北教育学院一青年教师，千里迢迢，慕名而来，携来大量讲稿、论文，在学校住了20多天，先生在病榻上修改论文、授业解惑，使之满意而归。最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一个冬日下午，我在图书馆前遇到先生，原来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地教师，自费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因无处推销，家庭经济又很困难，影响到一家人的生活，特来信求教，请帮销售十本。先生特意到图书馆联系代卖了五本，先生感叹：“若不是手中紧，自己也想多买几本。”令人感动，也令人有些心酸……
先生一生清贫、生活简朴。师母因病无工作，自然也无退休金，仅靠先生的工资维持生活，其艰苦可想而知。先生终日伏案工作，十分劳累，想买一个可以升降的转椅都难以下决心，终于放弃。但先生从无怨言、仍然辛勤耕耘，带研究生、做学问。无论上下午去先生家，必见先生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我劝先生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先生回答：“已经注意休息了，现在晚上从不熬夜，年轻时经常熬通宵。”一席话令学生汗颜。先生曾说过，他有个习惯，身边时常带着纸和笔，思考时有所发现立刻记下来，抓住一瞬间的思想火花，也许这正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口。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即使是寒冬，他也立刻披衣起床，用笔把所思考的问题记下来。他的一些精彩的华章、新颖而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这样得来的。先生的生活清贫而充实。在他80多岁高龄时，仍在主编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楚辞文献丛书》，培养、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跃马扬鞭。天假有年，定会为祖国、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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