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在大学里，做一个认真的学生，是一种幸福。这话我以后会对我的孩子讲。

我是在成都生长的，但在考上四川师大之前，我没有到过狮子山。记得报到那天下着雨，我和母亲提着行李转了两趟车，在红旗橡胶厂门口下车，踩着一路的稀泥走到学校大门。站在大门望里看，并没有看到山的模样，只是一条上坡路显示出它不同于一马平川的成都市区的地势。

那是1985年9月。在我的印象中，那年的秋雨来得很早，持续时间也很长。我和其他新生一起，在接待的老生的引导下走过运动场边两排楼房之间；从天而降阵阵呐喊声，并伴以饭勺敲击碗盆的声音。后来我知道了，那两排楼房是师大的男生宿舍，每年他们都用这样传统的方式来迎接新生，相当于给一顿杀威棒。当时，我倒是觉得好玩，但我母亲受了刺激，帮我把床安置好之后，我送母亲到校门，她的脸色还是不好，叮嘱我说：“你要好自为之。”

我母亲说对了。我在校四年，参与了不少事，而且自己也变得很野。四年里面，我忙于谈恋爱、睡懒觉、逃课、游览、聚众胡闹以及想入非非。我和一帮性情相投的同学一起恍恍惚惚地在校园内外梦游；我们追逐着到校园里“招摇撞骗”的诗人；太阳天拿本书在后山草坡上躺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被经过的火车叫醒；我们互相帮着传递情书，又互相陪着失恋的那一位半夜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黑漆漆的校园里兜圈；我们点蜡烛看书睡过去了烧了蚊帐；我们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把鞋油挤在牙刷上；我们关上门抽7毛钱的“甲秀”烟，想象着遥远的30岁……每个周末我骑车穿城回家，看到双亲严肃认真的脸，这才跌回人间。一到考试前几天就急得想撞墙。但我运气不错，从来也没有补考过，大部分课目的分数危险万状地挂在60分上面一点点。现在我看到这样的学生，就替人家急，急着想告诉他们：以后有的是时间玩啊，现在得用功才是。好在我把这些劝告的话咽了下去，因为我知道，他（她）会明白的，就像我一样。但在当时，谁劝我用功我烦谁。

让我稍微欣慰一点的是，我逃课逃出来的那些时间，很多时候用在了读书上面。

80年代后期有很多纯度很高的浪漫，它放在怀旧的情绪里面，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晕黄色。我经常怀念这种色彩，我把它视作蜡烛和白炽灯的色彩。在这样的色彩里，我曾经有过一种很端正很投入很幼稚的阅读姿势。

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的阅读水准只能用寒酸来形容。但是，仔细梳理一下，我还是能从当时那些整体上寒酸的阅读对象里，打捞出两个体面人物。这是两个女人。她们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应该和一种不应该。

首先要说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大学四年的无数个夜晚，我点着蜡烛在蚊帐里通宵通宵地读她，迷恋她。我迷恋她那种优雅的恐怖和闭门不出的非凡的想象力。侦探小说这种题材本不是女人所能承担的，但克里斯蒂却异常出色地承担了下来。也许，我那些年为她的小说出的冷汗太多，也许，我对这种类型的小说所期望的那种怪诞的文学品质一直有所要求，在克里斯蒂之后，我与各种侦探小说绝缘了。应该说，当年的那种好奇、勇敢和执著只是青春期的分泌物，于是，克里斯蒂成为一种标准的阶段性的作家。她给我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近视和对将古怪和诗意结合在一起的作品的偏好。前两年，市面上有新出的克里斯蒂全集，是三毛生前主编的，好几十本，一千多块钱一套。我没有买。我在书店里注视着它，像注视一个熟悉的背影。不需要喊住这个背影。我很庆幸地想，在应该读她的年龄，我没有错过她。

我在不应该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年龄与她相遇。青春期里，杜拉斯是我的精神导师和爱情指南。我记得是一个学姐借给我一本《情人》。从此，我中了她的毒。她使我迷乱不堪，在虚幻和现实的边缘地带，用一种奇怪的潜流式的疯狂去思考、去生活、去爱、去恨。我为此走了一个弯路。现在，如果有哪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子告诉我，她是在80年代末遇到杜拉斯的，我就知道，这是我的难友。难友可以和我谈一个话题：杜拉斯是怎样地陷害过我们，而我们又是怎样地爱她。直到今天，还爱着。

其实，告别了80年代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也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刻苦学习，那时我已经告别了四川师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为我在校园荒废掉的那些时光感到羞愧。现在想来，我还是很遗憾。如果让我重新回到大学校园，我想我起码不会再逃课。

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在大学里，做一个认真的学生，是一种幸福。这话我以后会对我的孩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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